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刘绍学教授首先致辞，他代表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对各位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此次会议成功举行。

本次研讨会共分上下两场，上半场专注于大数据时代的多学科思考，下半场聚焦于大数据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由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陶倩教授主持。

大数据时代的多学科思考

大数据时代为各学科带来了创新性发展，各学科借助于大数据可以实现数据化、个性化、实时化、可视化和智能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素梅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数字方法与算法偏置"。她指出，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互联网不再只是一个研究对象，而是扩展成为研究阵地。人们通过数字方法对网络信息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就可以提出知识主张。这不仅创生"数字人文"这一新的领域，而且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新手段。然而，数字方法的核心是算法，算法并不完全是客观可靠的。有些算法是不可解释的，算法本身会内嵌有文化偏置，还会在运行中出现数据拆分等错误。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苏令银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算法利维坦：智能时代算法治理的合理性证成"。他指出，越来越多的文献从制度主义和社会治理的角度，研究算法如何基于管理社会复杂性的空前能力来塑造社会秩序。算法治理作为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社会导向出现。它似乎超越了既定的管理范畴和模式，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如何调节秩序与社会关系。尽管它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实现了群体规训和协调的结果，但仍然可以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来解释。将算法治理与此进行比较，可以突出它们在社会政治安排方面的相似性，并具体阐明算法治理如何与利维坦的非政治性特征相类比。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恒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论人工智能时代的负责任工程实践"。他在阐释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中国等国以及IEEE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政策规定基础上，指出这些制度规约要充分合理把握：（1）政府的核心作用；（2）组织的先发引导；（3）人类的核心关注；（4）技术的伦理设计；（5）伦理的责任旨向。责任作为技术时代的重要道德命题，成为伦理学史上重要的研究转向，这更符合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风险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对于责任负载的基本指向性要求。作为工程技术主体的职业工程师的职业责任必然要为新的技术时代的责任导向、承担、预防等作用发挥更大的应然价值。张教授明确指出职业责任作为尤纳斯责任伦理的新解读，职业责任的旨向从惩罚性、引导性向激励性过渡，责任主体从个体向集体转向，这将为深入理解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工程实践提供一种新的路径选择和责任向度。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云峰教授表示，劳动作为人的自我确证，在其本真意义上应该属于十分幸福的事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却出现各种形式的异化，从而背离了幸福劳动的本真意蕴。在这种情况下，克服劳动的异化性，回归劳动幸福，就是每个人应有的一种权利。大数据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于克服劳动的异化性的，因而是有利于保障每个人应有的劳动幸福权利的。因此，利用大数据对劳动幸福的促进功能，摆正劳动对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防止大数据可能产生的新的异化，是当今世界必然面临的新问题。要利用大数据带来的便捷性和交互性，提高人们的劳动意愿性，可享受性，美好性及其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同一性，从而降低劳动的压迫性和被动性，这是大数据时代的劳动幸福保障必然提出的人性要求。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会岩博士提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不断对政治进行渗透，日益对国家主权、社会秩序和执政环境等进行深度嵌入与整合，这些智能技术在变迁过程中也蕴含着大量应用场景失控或防控措施缺失等问题，乃至于影响现代国家的政党政治。一些西方大党老党纷纷将智能技术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政党动员、内部治理、政治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借鉴西方政党在人工智能时代维护政治安全的主要策略，可以为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启示。

大数据的到来，对社会公正问题产生了一定影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伏志强提出，面对智能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公正问题，我们要发展智能经济，夯实智能时代的经济基础，弥合"数字鸿沟"，消除"算法歧视"，以解决社会公正的技术问题。同时要依据公正原则完善社会公正的制度设计，基于法律公正以确保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进而实现智能时代社会公正的构建。

大数据时代与思想政治教育

与会者表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环境和新的机遇，但同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会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因此，要平衡好大数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推动大数据技术更好地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蒲清平教授以"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四个维度"为题，指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准确把握移动网络改变教育客体的接受心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形成的现实语境，合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优化教育场景，坚持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和有效性相统一，才能增进亲和力和感染力，提升针对性和实效性。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该从从认识论出发，研究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变化、挑战；从价值论出发，研究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作用；从实践论出发，研究大数据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应用；从伦理论出发，研究大数据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危机，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创新、方法创新、模式创新以及范式本身的创新。

上海大学王有英副教授分别从大数据的概念、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路径几个角度对"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享。

在谈到大数据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问题时，上海理工大学卢岚教授指出：第一，大数据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哪些冲击？大数据，可视化，GPS定位，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信息技术的飞跃，使世界量化成为可能。第二，大数据是否能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论域？如果能，如何将数据范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数据范式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论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提问方式，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发生改变。第三，大数据给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带来了可操作性。围绕建构事物与现象同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型，预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周青利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功能的实现路径。她认为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功能的实现，教育者首先要坚持三个方面：第一，人工智能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坚定理想信念,教育者要有清晰的价值判断，通过人工智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行为。第二，人工智能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不断创新。第三，人工智能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要完善立法，强化监督。

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陶倩教授看来，当前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应用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发展标杆。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具有整体性治理、精准式治理和开放式治理的规律，其特征是数据共建共享、大样本信息转变为识别信息和单一化社会治理主体转变为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针对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存在一系列问题：社会治理协作困境、社会治理主体安全意识缺乏和社会治理环境复杂化。陶倩教授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立社会治理主体与客体的合作模式、增强社会治理主体的数据保护和安全意识，培养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专业人才。

最后，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天恩教授作会议点评发言。他指出，各位专家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专业知识，展示了研究成果，探讨了前沿问题，深化了对大数据时代相关问题的认识，达到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蒲菁斐、潘亚宁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