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商人组织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暨《商业史研究》期刊建设研讨会在上海城市酒店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商业史学会商业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上海大学宁波商人研究中心、《商业史研究》编辑部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协办，来自海内外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兰日旭、上海大学宁波商人研究中心主任李瑊、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鲍伟分别致辞。开幕式由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邵钢锋主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武雪彬、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玉茹、浙江工商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齐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涛分别主持了主旨发言、主题发言、交流发言等环节。

在主旨发言阶段，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大卫高度评价了学界以民国《鄞县通志》为基础资料研究中国城市与市场历史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他认为从鸦片战争前到光绪初年，宁波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商业信贷体系（即过账制度），显现了宁波商业的渊源以及近代商业的发展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和平阐述了商人组织具有“聚合”、“培育”、“参政”功能，并分析了企业家的形成与商人精神的构成要素。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通过分析庋藏于寺庙的《唐船寄附状帖》，认为此份原始的珍稀文献反映了中日贸易早期的实态，表现出18世纪初长崎贸易中一些复杂的面相。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王日根指出，新加坡福建会馆不仅服务于福建籍的华人，还扩展到其他地区的华人，甚至非华人社群；会馆组织在维护华人社群利益方面发挥了作用，也推动了社会整体进步。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特聘教授陶水木以“今朝得米无薪炊”为题，讨论了虞洽卿与孤岛时期上海燃料的保供抑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新中国史研究院教授李玉认为晚清的商业欺诈很大程度上缘于城市化带来的公共空间扩大和晚清传统道德观念的丧失。

在主题发言环节，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贺喜副教授以“书信与近代商业”为题，说明书信是商业活动的重要载体之一，认为商业来往中的书信既可以传递和获取信息，也有处理委托事项等多重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熊昌锟指出，清中期以来的商业发展促进了货币变革，这种变革既是政府与市场不断博弈的结果，同时也适应了国家制度建设与商业及市场发展的双重需求。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邵钢锋总结了近代旅沪浙商捐资兴学的模式、动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超聚焦学界鲜有关注的民国时期的公库支票问题。华侨大学华侨华人区域国别研究所特聘教授李培德基于在海外发现的胡文虎档案，分析胡文虎和陈嘉庚两人的竞争关系和政治立场上的差异。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袁为鹏介绍了民国企业家唐君远从大学生经历国货运动成长为成功的企业家的人生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博依据南洋华文报刊探讨了商战观念在南洋华人中的传播和影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后杨硕培从社会转型、阶层流动与身份获得等方面探讨了虞洽卿的早期成长历程。

在交流发言阶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提出，商业史研究要深入发展，要对中国的商人有一个客观的、正确的评价，且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通过回溯中国商业史中的行会、商帮等重要概念，指出应着力探究货币结算、贸易制度、商业机制的传统基础，以及传统商业与近现代的传承关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许檀分享了自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收集商人会馆碑刻资料的心路历程和研究成果，指出会馆碑刻资料既反映出商帮经济实力的兴衰过程，也可间接反映会馆所在地商业发展的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封越健认为，目前对于传统商号、尤其是商号的联号问题以及总号和分号关系问题的有关研究仍显不足。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日旭围绕本次会议主题，以洪江古商城为例，从市场角度论述了商业组织在跨区域市场信用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熊昌锟副研究员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商业史研究历久弥新，未来前景广阔。上海大学宁波商人研究中心主任李瑊教授作为会议主办方，也表达了对商业史研究的期许与祝愿。

中国商业传统源远流长，商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会议“集八方智慧，聚四面力量”，各位专家学者将“历史思想及于经济”，畅所欲言，分享成果，诚可谓商业史研究的一次精神盛宴，亦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发掘商业文化中的历史智慧，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和历史启迪。（供稿：张帅静 杨芯懿 张博涵 李金禹）